第71章 牺牲的意义
提到党，赵殿元就想起一位故人，车夫夜校的教师，地下党田宇飞田先生，他的党夺了天下，他也该当上大官了吧，但是当他提出这个问题后，小姑婆和吴涛都摇头不止。
“搞不好被牵连进政治案件，没有善终。”小姑婆说，“潘汉年，关露，侬晓得伐，解放后冤狱几十年，八十年代才平反昭雪。”
赵殿元说：“我晓得啊，我和关露还有一点交集，是通过曹先生的介绍，托她搭救一个人。”
潘家宁说：“潘汉年我也晓得，曾经有一部电视剧就是讲他的，我记得他是解放初上海的副市长，正市长可是陈毅元帅。”
小姑婆说：“潘汉年且不说，那案子太复杂，就说关露，背负了一辈子的汉奸骂名，终生未嫁，太折磨人了，换成一般人，恐怕早就撑不住了。”
潘家宁查了一下关露的百度百科，一目十行浏览完，眼圈就红了，关露是奉命打入敌人内部的红色间谍，抗战胜利后被打为汉奸，组织因为一些原因没有给她昭雪，反而在解放后同样以汉奸罪名两度将其下狱，直到1982年平反，同年冬天，她完成了回忆录之后，在十平米的陋室里服药自杀。
关露在服药之前想到了什么，是当年的深入魔窟、忍辱负重，还是后来的肝肠寸断无人诉说，她应该走的坦然吧，毕竟组织上给她昭雪了，她的牺牲是有人知道的，是会被世人记住的，注定留名青史，想到这一点，勉强能让潘家宁好受一点了，如果是含冤而死，那才叫死不瞑目。
潘家宁再去搜曹宇飞这个名字，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历史记载，也许这个名字只是潜伏所用的化名，也许相关记录已经湮灭在海量的牺牲者名单里，总之曹先生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
小姑婆忽然一拍桌子：“想到了！”
赵殿元一喜：“你知道曹先生的下落？”
小姑婆说：“你不是问还有老住户住在二十九号么，我想起来了，二楼大卧室住家就特别老资格，论年龄比我大二十岁，但是论辈分和我一样的。”
赵殿元立刻就猜出是谁了：“是小红，梅英的使唤丫头。”
小姑婆说：“是的，后来小红找了个工人结婚，街道把梅姨的房子分配给他们住，伊男人是南下干部，小红嘛，丫头出身，成分高，在居委会做副主任，穿着列宁装趾高气扬的，伊生了四个孩子，三男一女，伊拉只和王沪生一起玩，后来听说分家吵架闹得挺凶，现在伊还活着，和大孙子住在一道，和其他子女孙辈都不来往了。”
赵殿元想象不出一个威风凛凛的小红是什么模样，他印象中小红只是个两眼分得很开，笨手笨脚的小女孩，这是他仅存于世唯一的老邻居了，他说：“我得去看看她。”
今天太晚肯定来不及，要看也只能等明天，潘家宁表示也要去，吴涛说贸然登门不合适，不如我和你们一起去，我事先联系一下社区，让他们派个人陪同。
……
次日，两位年轻的助理又来到华师大钱清源研究室，百度上搜不到的历史人物，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只是小事一桩，钱教授很快就从赵殿元提供的重要线索中梳理出了头绪，找出了曹先生的真实身份。
曹宇飞这个名字是化名之一，对于革命者来说，姓名仅仅是方便开展工作的代号而已，钱教授找到一张老照片，是1948年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存档的行刑照，曹先生穿着白衬衣，五花大绑，脚戴铁镣，插着犯由牌，不羁的头发飘舞着，周围警戒森严，铁甲车压阵，军警宪特云集，兴师动众，黑云压城，曹先生慷慨赴死，脸上却没有半分恐惧麻木，只洋溢着笑容，那是胜利前的喜悦，发自内心的坦然。
赵殿元不禁用自己的思维去揣测曹先生的内心，牺牲在胜利前夜，不觉得惋惜么，不过和那些牺牲在最黑暗时期的战友相比，知道革命已经成功，所有的牺牲都有意义，何尝不是一种幸福，也许曹先生此刻在期待与九泉之下数以百万计的同志们会面，告诉他们胜利的消息，这是何等大无畏的精神啊。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曹先生的课。”赵殿元感慨道，“是藏大咬子带我去的，听完课我拉曹先生回去，他送我一本萧红签名的书……”
钱教授流露出奇怪的表情：“藏大咬子？”
赵殿元解释道：“他也是拉车的，是阿贵的老乡，认识那辆车，这名字是有点奇怪。”
钱教授说：“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这个人，近现代史上也有他一笔，他的死震动了中国，一个沈崇，一个臧大咬子，一北一南，一女一男，一个是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女大学生，一个是卑微的人力车夫，在美国兵眼里都是一样可以欺凌的，臧大咬子是被美国水兵一拳打死的，只因为他斗胆去索要车费。”
“哪一年的事情？”赵殿元问。
“1946年。”钱教授说，“不过与日本人不同的是，美国人会煞有介事的组织审判，甚至用飞机把证人空运到青岛去作证，但这些流程又有什么用呢，最终凶手还不是无罪释放，逍遥法外。”
潘家宁挥舞着小拳头说：“曹先生的牺牲，就是为了臧大咬子这样的劳苦大众永远不在自己的国土上被外国士兵欺负。”
钱教授点燃烟斗，说起另一桩不相干的事：“二战结束，根据《雅尔塔协定》，苏军进驻旅顺，大连地区，十二万苏联大军，坦克飞机战舰，一直到1955年才撤走，其实苏军驻扎在旅大，对我国的国防是起积极作用的，但为什么我们还要把他们请回去，是因为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外国军队驻扎在我们国家这件事实在是太膈应了，任谁的军队都不行，哪怕是老大哥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在1958年也把志愿军从朝鲜撤回来了。”
曹先生和藏大咬子的插曲增加了历史研究的凝重气氛，三人再度将精力放在追查杨蔻蔻背景身份上来，做研究就像查案，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及其敏锐的嗅觉，这就显示出钱教授做为历史学家的专业性了，他针对性的从婚礼前后几天工部局警务处记录的案件入手，第六感告诉他，看起来普通的案件或许是隐藏着大秘密。
1941年底，上海谍报战已经进入尾声，不再像前两年那般腥风血雨，每天见报的暗杀绑架案子上百起，这一起案件没有刊登在申报上，只在工部局警务处的档案上有记录，案件发生在公共租界越界筑路的大西路上，看似一起交通意外，死者是在沪经商的慈溪人，名叫束绍山，束姓是个古老稀有的姓氏，比较少见，所以特别容易记住。
“杨丽君的母亲杨束氏，娘家姓束。”钱教授说，“这个人就是来送亲的娘舅，他既认识杨丽君，也认识假杨丽君，也就是杨蔻蔻，他是阴谋的制定者，秘密的源头，可惜他死了，真相也随之掩埋了，二战时期上海是东方谍报之都，双面间谍，三面间谍层出不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天是这个阵营，明天是那个阵营，真真假假，扑朔迷离。”
赵殿元追问：“查不下去了么？”
钱教授说：“别说是时隔八十年后的我们，就是放在当年，76号把他抓回去严刑拷打，也未必能得到想要的，你要明白，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问题都能得到答案的，这并不是说说我们止步于此，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做历史研究要沉得下心，沉得住气。”
……
下午赵殿元和潘家宁买了一束鲜花准备去探望已经九十多岁的小红，路上和吴涛会合，先去了社区，听社区工作人员介绍了一下基本情况。
社区阿姨说，这家人满困难的，属于贫困户，帮扶对象，你们进他家要做好心理准备。
三个年轻人自以为见多识广，不会被现场的情况惊到，但真到了地方还是吃了一惊，长乐里二十九号的二楼大卧室本来是整栋房子最好的一间，钢窗蜡地，窗明几净，花瓶里鲜花不断，餐桌下铺着小块的地毯，墙上挂着西洋画，橱上摆着留声机，还有一个铸铁栏杆的小阳台。
现在的二楼大卧室，一开门就是扑鼻而来的臭气，杂物堆积如山以至于挡住了窗户，连阳光都照不进来，社区阿姨试图打开窗户，但是翻越不过硬纸壳、破家具堆积的障碍，只能敞着门散散味道，屋里几乎没有落脚之处，饭桌上摆着电磁炉，锅里是吃剩的菜饭，角落里的液晶电视机也是十几年前的老款。
年迈的小红侧卧在床上，瘦骨嶙峋，白发苍苍，神志已经不太清醒，身下垫着塑料布，床下痰盂里尽是排泄物，社区阿姨热说，老太太九十高龄了，瘫痪了十几年，只有一个孙子和她一道住。
潘家宁问孙子在哪呢？社区阿姨指了指床铺上面搭出来的一个空间，就像是一个超大型的上铺，布帘子紧紧拉着，隐约传出电子合成音乐，社区阿姨丝毫也不顾及帘子后面的人，大声说道：“四十多岁的人了，街道安排的工作嘛不去做，整天就晓得玩手机，打游戏，造孽哦。”
布帘子扯开，露出一个光膀子中年男人的脑袋来，戴着耳机，胡子拉碴，目光呆滞，看了一下陌生人们，刷的一下又把帘子拉上了。
“他有病吧？”潘家宁小声问。
“四肢健全，没生毛病，要说有病那就是懒病。”社区阿姨说，“在上海还怕寻不到工作么，就是懒，宅男，啃老。”
赵殿元没理会，俯身对老人说：“小红，小红，侬还记得我伐？”
老人睁开眼睛，看了看赵殿元，以细微的声音说道：“侬是阁楼小赵。”
赵殿元一惊，看似糊涂的小红竟然一眼就认出自己来了，不过转念一想，或许是个误会吧，八十年前自己是阁楼小赵，现在还是阁楼小赵，此小赵非彼小赵。
“阁楼小姑娘，救出来么？”小红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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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不好被牵连进政治案件，没有善终。”小姑婆说，“潘汉年，关露，侬晓得伐，解放后冤狱几十年，八十年代才平反昭雪。”
赵殿元说：“我晓得啊，我和关露还有一点交集，是通过曹先生的介绍，托她搭救一个人。”
潘家宁说：“潘汉年我也晓得，曾经有一部电视剧就是讲他的，我记得他是解放初上海的副市长，正市长可是陈毅元帅。”
小姑婆说：“潘汉年且不说，那案子太复杂，就说关露，背负了一辈子的汉奸骂名，终生未嫁，太折磨人了，换成一般人，恐怕早就撑不住了。”
潘家宁查了一下关露的百度百科，一目十行浏览完，眼圈就红了，关露是奉命打入敌人内部的红色间谍，抗战胜利后被打为汉奸，组织因为一些原因没有给她昭雪，反而在解放后同样以汉奸罪名两度将其下狱，直到1982年平反，同年冬天，她完成了回忆录之后，在十平米的陋室里服药自杀。
关露在服药之前想到了什么，是当年的深入魔窟、忍辱负重，还是后来的肝肠寸断无人诉说，她应该走的坦然吧，毕竟组织上给她昭雪了，她的牺牲是有人知道的，是会被世人记住的，注定留名青史，想到这一点，勉强能让潘家宁好受一点了，如果是含冤而死，那才叫死不瞑目。
潘家宁再去搜曹宇飞这个名字，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历史记载，也许这个名字只是潜伏所用的化名，也许相关记录已经湮灭在海量的牺牲者名单里，总之曹先生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
小姑婆忽然一拍桌子：“想到了！”
赵殿元一喜：“你知道曹先生的下落？”
小姑婆说：“你不是问还有老住户住在二十九号么，我想起来了，二楼大卧室住家就特别老资格，论年龄比我大二十岁，但是论辈分和我一样的。”
赵殿元立刻就猜出是谁了：“是小红，梅英的使唤丫头。”
小姑婆说：“是的，后来小红找了个工人结婚，街道把梅姨的房子分配给他们住，伊男人是南下干部，小红嘛，丫头出身，成分高，在居委会做副主任，穿着列宁装趾高气扬的，伊生了四个孩子，三男一女，伊拉只和王沪生一起玩，后来听说分家吵架闹得挺凶，现在伊还活着，和大孙子住在一道，和其他子女孙辈都不来往了。”
赵殿元想象不出一个威风凛凛的小红是什么模样，他印象中小红只是个两眼分得很开，笨手笨脚的小女孩，这是他仅存于世唯一的老邻居了，他说：“我得去看看她。”
今天太晚肯定来不及，要看也只能等明天，潘家宁表示也要去，吴涛说贸然登门不合适，不如我和你们一起去，我事先联系一下社区，让他们派个人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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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两位年轻的助理又来到华师大钱清源研究室，百度上搜不到的历史人物，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只是小事一桩，钱教授很快就从赵殿元提供的重要线索中梳理出了头绪，找出了曹先生的真实身份。
曹宇飞这个名字是化名之一，对于革命者来说，姓名仅仅是方便开展工作的代号而已，钱教授找到一张老照片，是1948年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存档的行刑照，曹先生穿着白衬衣，五花大绑，脚戴铁镣，插着犯由牌，不羁的头发飘舞着，周围警戒森严，铁甲车压阵，军警宪特云集，兴师动众，黑云压城，曹先生慷慨赴死，脸上却没有半分恐惧麻木，只洋溢着笑容，那是胜利前的喜悦，发自内心的坦然。
赵殿元不禁用自己的思维去揣测曹先生的内心，牺牲在胜利前夜，不觉得惋惜么，不过和那些牺牲在最黑暗时期的战友相比，知道革命已经成功，所有的牺牲都有意义，何尝不是一种幸福，也许曹先生此刻在期待与九泉之下数以百万计的同志们会面，告诉他们胜利的消息，这是何等大无畏的精神啊。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曹先生的课。”赵殿元感慨道，“是藏大咬子带我去的，听完课我拉曹先生回去，他送我一本萧红签名的书……”
钱教授流露出奇怪的表情：“藏大咬子？”
赵殿元解释道：“他也是拉车的，是阿贵的老乡，认识那辆车，这名字是有点奇怪。”
钱教授说：“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这个人，近现代史上也有他一笔，他的死震动了中国，一个沈崇，一个臧大咬子，一北一南，一女一男，一个是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女大学生，一个是卑微的人力车夫，在美国兵眼里都是一样可以欺凌的，臧大咬子是被美国水兵一拳打死的，只因为他斗胆去索要车费。”
“哪一年的事情？”赵殿元问。
“1946年。”钱教授说，“不过与日本人不同的是，美国人会煞有介事的组织审判，甚至用飞机把证人空运到青岛去作证，但这些流程又有什么用呢，最终凶手还不是无罪释放，逍遥法外。”
潘家宁挥舞着小拳头说：“曹先生的牺牲，就是为了臧大咬子这样的劳苦大众永远不在自己的国土上被外国士兵欺负。”
钱教授点燃烟斗，说起另一桩不相干的事：“二战结束，根据《雅尔塔协定》，苏军进驻旅顺，大连地区，十二万苏联大军，坦克飞机战舰，一直到1955年才撤走，其实苏军驻扎在旅大，对我国的国防是起积极作用的，但为什么我们还要把他们请回去，是因为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外国军队驻扎在我们国家这件事实在是太膈应了，任谁的军队都不行，哪怕是老大哥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在1958年也把志愿军从朝鲜撤回来了。”
曹先生和藏大咬子的插曲增加了历史研究的凝重气氛，三人再度将精力放在追查杨蔻蔻背景身份上来，做研究就像查案，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及其敏锐的嗅觉，这就显示出钱教授做为历史学家的专业性了，他针对性的从婚礼前后几天工部局警务处记录的案件入手，第六感告诉他，看起来普通的案件或许是隐藏着大秘密。
1941年底，上海谍报战已经进入尾声，不再像前两年那般腥风血雨，每天见报的暗杀绑架案子上百起，这一起案件没有刊登在申报上，只在工部局警务处的档案上有记录，案件发生在公共租界越界筑路的大西路上，看似一起交通意外，死者是在沪经商的慈溪人，名叫束绍山，束姓是个古老稀有的姓氏，比较少见，所以特别容易记住。
“杨丽君的母亲杨束氏，娘家姓束。”钱教授说，“这个人就是来送亲的娘舅，他既认识杨丽君，也认识假杨丽君，也就是杨蔻蔻，他是阴谋的制定者，秘密的源头，可惜他死了，真相也随之掩埋了，二战时期上海是东方谍报之都，双面间谍，三面间谍层出不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天是这个阵营，明天是那个阵营，真真假假，扑朔迷离。”
赵殿元追问：“查不下去了么？”
钱教授说：“别说是时隔八十年后的我们，就是放在当年，76号把他抓回去严刑拷打，也未必能得到想要的，你要明白，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问题都能得到答案的，这并不是说说我们止步于此，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做历史研究要沉得下心，沉得住气。”
……
下午赵殿元和潘家宁买了一束鲜花准备去探望已经九十多岁的小红，路上和吴涛会合，先去了社区，听社区工作人员介绍了一下基本情况。
社区阿姨说，这家人满困难的，属于贫困户，帮扶对象，你们进他家要做好心理准备。
三个年轻人自以为见多识广，不会被现场的情况惊到，但真到了地方还是吃了一惊，长乐里二十九号的二楼大卧室本来是整栋房子最好的一间，钢窗蜡地，窗明几净，花瓶里鲜花不断，餐桌下铺着小块的地毯，墙上挂着西洋画，橱上摆着留声机，还有一个铸铁栏杆的小阳台。
现在的二楼大卧室，一开门就是扑鼻而来的臭气，杂物堆积如山以至于挡住了窗户，连阳光都照不进来，社区阿姨试图打开窗户，但是翻越不过硬纸壳、破家具堆积的障碍，只能敞着门散散味道，屋里几乎没有落脚之处，饭桌上摆着电磁炉，锅里是吃剩的菜饭，角落里的液晶电视机也是十几年前的老款。
年迈的小红侧卧在床上，瘦骨嶙峋，白发苍苍，神志已经不太清醒，身下垫着塑料布，床下痰盂里尽是排泄物，社区阿姨热说，老太太九十高龄了，瘫痪了十几年，只有一个孙子和她一道住。
潘家宁问孙子在哪呢？社区阿姨指了指床铺上面搭出来的一个空间，就像是一个超大型的上铺，布帘子紧紧拉着，隐约传出电子合成音乐，社区阿姨丝毫也不顾及帘子后面的人，大声说道：“四十多岁的人了，街道安排的工作嘛不去做，整天就晓得玩手机，打游戏，造孽哦。”
布帘子扯开，露出一个光膀子中年男人的脑袋来，戴着耳机，胡子拉碴，目光呆滞，看了一下陌生人们，刷的一下又把帘子拉上了。
“他有病吧？”潘家宁小声问。
“四肢健全，没生毛病，要说有病那就是懒病。”社区阿姨说，“在上海还怕寻不到工作么，就是懒，宅男，啃老。”
赵殿元没理会，俯身对老人说：“小红，小红，侬还记得我伐？”
老人睁开眼睛，看了看赵殿元，以细微的声音说道：“侬是阁楼小赵。”
赵殿元一惊，看似糊涂的小红竟然一眼就认出自己来了，不过转念一想，或许是个误会吧，八十年前自己是阁楼小赵，现在还是阁楼小赵，此小赵非彼小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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